抢救失足者运动

抢救失足者运动

康生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康生是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主要发起人 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虽然被迫停止了秘密地滥捕，但他仍坚持“左”的做法。他说：“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特务，延安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底下滚来滚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坦白”运动继续迅猛发展，“坦白”者越来越多，到七月九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了问题。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地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康生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斗争推到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机关、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市到农村，直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李维汉回忆说：“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七月十六日召开抢救大会。”“在短短十多天中，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以“坦白”号召“坦白”，“把张克勤请来作“坦白”，这叫作思想发动。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气氛极为紧张。如文书科的一个女同志，在“抢救”她时，满头大汗，紧张极了”。“第三次是控告，由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如果有人提建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当时，台下还高喊：“捆起来，捆紧点！”监狱的情况更严重。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地下党员朱子彤回忆：“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待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促使他们交待问题；有时组织被关押的所谓“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待”，给他们施加压力。张宣回忆：“抢救运动扩展到群众中后，保安处领导要我到延安市民的“抢救”运动大会上“现身说法”，坦白自己的“特务”问题。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去是可以，但我在会上先要声明：我本来不是特务，是保安处领导布置的任务，叫我来讲的。他们听了，把我教训了一顿，要我严肃考虑。过了几天，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去不合适，我只能是那个办法。我既要服从组织，又不能欺骗群众。他们又发了一顿脾气。一天，他们派人押着我去参加延安市民的“抢救”大会，我向押我的人说，我要讲的内容前几天早就说过了。到了会场我一直往台上走，押我的人一把拉我下来，怕我讲上面的话，便又把我押回了保安处。”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抢救”运动中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麓为马。当时的情况，是以主观推论代替调查研究，将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信为坦白彻底。康生常常拍胸膛说；“看某某那个样子就象个特务。某某要不是*细，把我康字颠倒写。”甚至说有的女同志“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等等。他不仅怀疑抗战初期进边区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迫害一些老干部。如对中央组织部的一个老同志，因为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语，就被整成“意大利特务”。把一个在一九三五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老同志打成“叛徒”。平时，他可以任意指定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送干部去受审查。一次他让李维汉先后送到边区政府的三个干部，结果只放回两个，一个音信杳无。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取口供。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个人是汉*，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她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俩条大蛇到她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计”里的情结胡编一套假口供。康生说要“犯人”反省“那些最不愿意叫人知道，最对不起党，最怕人说的，人家一说就翻脸的事情”。当诱逼出大量口供后，康生又说：“犯人供出那么多问题，谁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怎么能不追查呢？”他教干部号召“犯人”坦白后一律宽大处理。有干部问：是不是对交待好的宽大释放。他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待不清楚，交不上卷嘛”。他还教审讯人员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犯人”永远答不完。康生还发明一种叫被审查人员“填月表”的办法。就是突然让被审查的人当场填写每个月的历史，如果记不清或填写的内容和过去交待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有些地方提出“五分种解决问题”，搞“坦白竞赛”等。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空举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至死。至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后，逼、供、信更为严重。据一个县委扩大会意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了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拾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特务”。据当时任靖边县委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回忆；“逼 、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说承认后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藉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在一次批斗陈元方时，由于他拒不承认是“特务”，便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建国后还没有蜕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