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对全球战略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冷战后美国对全球战略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趋向 (一)布什政府时期 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执意倡导和推行“新思维”，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盘西化之路，结果非但未能扭转苏美争夺中的不利态势，反而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恶化，民族矛盾尖锐。苏联的“彻底改革之风”波及中、东欧国家，中、东欧国家开始脱离苏联的轨道，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受自身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的影响，苏联被迫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实行收缩性的军事政策，在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上已明显不是美国的对手。苏联综合国力急剧衰落，国际影响日渐跌落。 面对迅猛变化的国际形势，美不能不对战后持续40多年的全球战略进行全面的根本性的调整，以寻找新的范式替代反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 1990年3月，布什向国会提交了他上台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对苏联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遏制，而是要大胆地“超越”战后长期奉行的“遏制战略”。他试图以比所有前任更大的抱负和雄心，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将苏联作为一个有益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中”，从而“开创一个超越遏制的新时代”。 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还使美国感到在战略上需要确立一种由它领导和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展其在全球的利益。1990年9月，在海湾危机爆发不久，布什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之后，布什又多次对他的“世界新秩序”构想进行补充和进一步阐释。“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1)强调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一个“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强调“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注重发挥盟国和联合国的作用；(3)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巩固和推进所谓“自由”与“民主”事业；(4)实施地区防务战略，重点防止和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个纲领，其基本目标是维护冷战后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应付美国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在世界上推进“民主”事业，从而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全球战略虽仍带有过渡色彩，未完全抛弃冷战期间的战略观念，但它第一次确定了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总目标，勾画出美国新全球战略的一个粗略的轮廓，成为布什政府对美全球战略实施调整的总方针。 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提出，冷战后美国“需要设计一项新的战略”来保护美国利益：第一必须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第三鼓励正在发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对国外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美国安全的一项中心战略原则。1月18日，克林顿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世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再次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上述三个支柱的基础上 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扩展战略”发展为“参与和扩展战略”，在“扩展”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政经模式的同时，更加突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介入和参与，反击退回“美国堡垒”的主张，坚称只有“参与”才能“扩展”。(注：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提出，表明冷战后美全球战略的理论框架最终确定，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基本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参与和扩展战略”可概括为：利用冷战后对美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力度，“扩展自由世界”的疆界，实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几年中，美国在推行“参与和扩展战略”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 第一，积极构筑美国主导、西方占优势的大国协调关系。克林顿称：“美国及其盟友从冷战时代继承下来的安全关系对推进冷战后的议程是个关键”，“头等大事必须是加强和适应美国的伙伴关系来应付冷战后的挑战”。但同时强调，“美国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有时候，美国，也只有美国，能在战争与和平、自由与压迫、希望与恐惧之间起决定作用”。 第二，强调经济优先，突出经济安全。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各国都较前更为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为此，美国不但从战略高度重视对外出口，专门成立了“提倡出口办公室”，提出“新兴大市场”战略，推行咄咄逼人的对外经济政策，而且还积极推动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大力支持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 第三，维护军事安全，确保安全利益。美1994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中，安全是第一位的，从而改变了克林顿政府在执政的头一年把经济问题置于对外政策首位的做法。 第四，注意循序渐进地推进“全球民主化”。克林顿政府上台之时，恰逢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论”躬逢其盛之时，于是正好继承老民主党人的衣钵，明确地将“全球民主化”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这表明美国决心以更大的力度和规模在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经模式。 在第一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虽然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但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外仍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缺乏战略意识，左右摇摆，前后不一，过份重视近期利益，美国成了对敌对友都既不可靠又难以预测的国家。兰德公司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缺少一个得到广泛同意的大战略，许多方面遇到困难。美国的主动性受到削弱，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在众多的威胁和挑战面前，更加难于分清轻重缓急并形成前后一贯的对策；许多问题上的方针往往自相矛盾、动摇不定或不能持久”。 (三)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 这一阶段，美国开始对它在中、近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主要力量的走向进行评估，并着眼于21世纪的大国竞争，制定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这充分表现在美国先后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当中。如：1997年5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前几年的报告相比，未使用“参与和扩展战略”名称，而代之以《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再次，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表明美国对保持独超地位的中长期前景有所担心。 最后，首次提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不对称威胁”的直接挑战。所谓“不对称威胁”，是指那些绝对军事实力与美国极不相称的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非常规手段给美国带来巨大危险的种种威胁，诸如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战和环境破坏等。 新的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的动向主要有： 1.提出“塑造—反应—准备”(shape-respond-pre-pare)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强调维护当前利益与应付未来挑战相结合。1997年5月，美国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全球战略新构想。“塑造”意味着不是要消极地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应更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国际环境，使之不断朝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反应”是指按照对美国利益威胁的性质和程度，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危机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准备”是指立即着手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以确保21世纪成为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美国世纪。(注：Samuel R.Berger,“A Foreign Policy Agenda for the Second Term,”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March7,1997.)“塑造—反应—准备”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推出的一个重大举措，它既是对“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有力补充，更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已完成了“冷战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转型，将着眼于21世纪，以更加灵活多样和富于进攻性的手法参与国际斗争。 2.加强对各地区事务的参与，进一步扩展美全球战略优势。在欧亚大陆西端，加紧改造和更新北约，大力推动北约东扩，着力推动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并且在维护和平与繁荣方面与美合作的欧洲”。世纪之交，美国在各主要地区的重大步骤，有着深远的战略考虑，就是要通过推行从东西两翼齐头并进的两洋战略，控制欧亚；通过加强在欧亚边缘地带的存在，掌握中东的石油资源，策应其两洋战略，对欧洲和俄罗斯等形成战略箝制和掣肘。“东扩”、“西进”和“北拓”遥相呼应，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强化其优势地位的重要战略步骤。此外，美还不断加强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近年来，美国一改冷战结束之初对这两个地区有所忽略的倾向，明显加大了对拉美和非洲的外交力度，克林顿在第二任期曾几次前往访问。 3.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加强对“潜在对手”的防范和牵制。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美为保持主导地位，更加注意运筹大国关系。针对欧盟自身实力的增强、积极谋求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的情况，美国有意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使美欧联盟关系得以维系。美国也注意多方缓解美日矛盾，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制定，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还首次提出，在2015年前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对手。这表明，美国对俄、中两国的判断逐步趋于严峻，对两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明显加大。 4.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炮舰政策”。冷战时期，美国以反共主义作为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对外干涉的理由。近年来，美国又极力鼓吹“人道主义灾难”、“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等谬论，不断为新干涉主义寻求法理基础。美国为推行新干涉主义，还更加倚重军事力量。国防部长科恩表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只是为了对正在变化中的环境作出反应，而且还为了以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塑造这个环境”。(注：《科恩称美安全政策重点将从应付冷战结束转向塑造新时代》，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月22日英文电。)据美方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美军对外用兵共42次，年均用兵频率较冷战时期高出一倍。1998年以后，美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3次对外直接使用武力。 5.更加轻视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普遍的权威性。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曾较为注意借重联合国的作用，但近年来绕开联合国加紧推进西方价值观念的霸气明显上升。1998年12月美国绕开联合国，联合英国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试图弱化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危机中的作用。特别是1999年3月推动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袭，是美国安全绕开安理会，操纵北约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进了另一常任理事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甚至声称要重新考虑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运作和决策程序。美国对联合国用则取、不用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在国际社会创下了非常恶劣的先例。 在美国历史上，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变动而对全球战略进行较大调整多是在战争结束后进行的，冷战后始于布什政府而由克林顿政府加速进行的全球战略调整则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新旧国际战略格局过渡期将经历较长的时间，中间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指导原则及政策构想也不断发生变化。总的来看，这次调整，涉及面广、幅度大、影响深远，是一次全面的、整体性的调整，在战后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布什政府时期是从冷战转向冷战后的大转变阶段，国际局势风云际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新旧格局激烈冲撞，虽然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但该战略仍带有过渡色彩，未完全抛弃冷战期间的战略观念。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国际战略格局轮廓初现，美国全球战略逐步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并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全球战略的基本架构。这个转变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扩展战略”和1994年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为起点，结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面向新世纪的美国全球战略，成为克林顿政府留给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遗产，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将在这项遗产的基础上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