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

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奇才，学贯中西，成就卓著的大学者。梁启超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塔”，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作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然而，由于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半个多世纪以来，少有人提及，几乎被世人所遗忘，以至造成生前不曾“隐居”，死后却“隐居”起来的奇特境况。 王国维著作中，包蕴了哲学、文学、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文字学、金石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其中，无处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先生从哲学入手，写了《叔本华之教育及哲学学说》、《叔本华与尼采》、《汗德〈康德〉赞像》、《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篇什，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虽然他曾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红楼梦》评论，就是他以新的视角俯瞰《红楼梦》的研究成果，开创了“西为中用”的治学先河。遂之，他的眼光转向文学、戏剧、词曲，《宋元戏曲史》、《曲录》、《戏曲开源》等著作相继问世。一向为人所斜视的戏曲，才真正步入文学艺术的殿堂。特别是他的《人间词话》，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说，而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作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于是又将研究的课题移于史学。《说商》、《殷周制度论》、《敦煌所出汉简跋》、《魏名经考》、《唐写本失名残书跋》、《水经注跋》……从商周到元明，两千年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尤其是对于甲骨、竹简、钟鼎的辨析诠释，贡献卓著，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梁启超说这是王国维治史中之“一绝”。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历史的独到的科学见解，源于其治学方法。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将之归结为三条：“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其功大焉，堪称史学泰斗。 然而，正当五十一岁盛年的王国维先生却于1927年农历五月初三日，自投颐和园之昆明湖，悄然离开人间。五月初二日，他还参加学生毕业典礼，夜见照常批阅试卷。初三日仍到清华与同事谈新的招生事宜，而后向人借得车费五元，乘车至颐和园，于万寿山下、排云殿西，石舫附近，吸一支香烟，遂跳入水不太深的昆明湖。几分钟后，打捞于岸，人已身亡。然怀中遗书，全然未湿。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另外几行字，乃死后安葬及家事安排等寥寥数语而已。其具体死因只字未提。连其幼子王登明也于1981年说：“先父弃世时，我尚年幼，大都不知道……”王国维之死，几成千古之谜。 1927年至今，近八十年了，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效屈原投江”之说，因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时间相近（五月初五与五月初三），而王又写过《屈原文学之精神》。然王之死，是否与效屈原有关似不相宜，因形式同而推定其内容也必然同。余认为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作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另三位为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当其完成试卷批阅，毕业典礼之后，第二天正是初三日。古代希腊一位数学家，当差役逮捕其赴刑场时，他正做一道几何难题，说“稍等一下，做完这道题，就去死！”此等情形，有似类也。 其二是“性格所致”说。王国维先生“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思深而言寡，内心存满矛盾，却不形于言表。便是于死前数日，依然工作如故，从容自若。内在情绪的波击，无人察觉。不若普希金，一时冲动，及持枪搏斗。倒有点像托尔斯泰，家里呆得不顺心，即也无言离家出走，猝死他乡。所不同的是“自沉”。“自沉”却不露声色，这是王国维个性的最后的集中显现，遂造成他死因的一团迷雾，但不会是他自沉的必然因素。 其三“逼债至死”说。王国维之所以为大学者，根缘于罗振玉。是罗识其才，全力资助王赴日本留学，并一再荐王选择职业，连考古研究的兴趣也是受罗的影响所至。后来关系密切到罗女嫁给王子，联姻为亲家。王乃重情知义之士，恩尚未报，焉能因了一时区区琐事，自杀泄愤？况且有无“逼债”其事，尚系疑点。吾窃谓此说，是郭沫若等一为贬罗氏二为驳“殉情”之说，才如此下笔的。而郭文中提及“逼债”时，前面还着意加了“据说”二字。正像陈寅恪所言：“金钱关系”之议，乃“委琐龌龊”之说。 其四则是众所多议的“殉情”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时间，正是冯军逼宫，避居“日使馆”，又转天津“张园”之后。此前还曾“奉召入宫”，做了退了位的溥仪的“五品街南书房行者”，实即溥仪的“老师”兼“图书馆馆长”。王既死，溥仪赏两千元为丧葬费，又赐谥号曰“忠悫”。而且至其死，仍留一条辫子。如此种种，完全可以说明王与溥仪的关系之密。由此推论，王国维死于“殉情”，也不纯系捕风捉影。然而，若作深层次的剖析：溥仪之重于王，在于彼时之“用”也；而王之依于溥仪，在于宫中有藏书、读书的环境，当然也不能排除由此而发的“师生”之情，“知遇”之情含在其中。仅仅是这样一种关系，就能促成为溥仪而赴死，似尚不足为信。至于对于清朝的看法，吾曾读王国维的史诗式长诗《颐和园词》，此中对明、清两朝兴亡何其类也，感慨不已。对慈禧专政给以无情的嘲讽，如此等等，均看不出对清室的感情浓度几何，倒像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连张勋复辟也淡然处之，更不用言参与了。如果硬要以“殉情”一语，囊括王国维死因的话，倒不若以“殉世”二字更近一点实情。 其五“殉学术”说。民国初期，战乱四起，权力纷争，持枪的人异常活跃，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学者王国维如何应付得了这种场面。当北伐军步步逼近，清华园里传单雪飞，漫画张贴攻击研究院，诸学者各寻避所，也有逃往国外者。只会握笔杆子的王国维，面临枪杆子，说无所畏惧，是不近情理的，他悄然问他的学生山西籍的卫聚贤：将何以为之？卫曰：到山西去，晋祠正筹办“兴贤大学”（卫是筹办者之一），先生每周授课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条去路，但先生只说了这么一句：“山西无书”（先生之先祖王禀即于北宋抗金时死于山西太原）。当晚写好遗书，次日而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里，只有这里才有那样一片净土，一泓清泉。这无疑当是其死因中之近因了。那隐于深处的远因呢？ 值得注意的是，死前一日，两次提到一个“书”字。其中一次是口说：“山西无书”，一次是手写“遗书”：“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生死关头，犹只念一个“书”字，正如他早年说过：“余生平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唯此耳”。他视书如命，在有书中生存，于无书中去世，这便是王国维光辉而惨淡的短短一生。如果他既精通“权术”，又深悉“武术”，还学会“钱术”，那他所衷情的“学术”将置于何地耶？“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那学问不就排列到第十九位了？“老九”已经不如“八丐”，“十九”会是何等模样？那王国维也就不再是王国维了，至少，不会是大师级的学界泰斗。设若社会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许各献其才的社会，王国维之奉献，将可与日月争辉，那民族之振兴，也指日可待。可其时其地，却只尊一术、罢黜百家。于是酿成了大师之死的悲剧。呜呼！诗人之诗，描绘了颐和园，诗人之死，还在颐和园；学者之文，考证过历史，学者之死，犹因了历史。思而念之，不亦痛哉！王国维之死，它的悲剧价值，即在于给后人及后人之后人以永久的思考！思考之际，乃续先生生前所爱之曲作《水仙子》小令一首，聊附文后，更寄其思： 一潭清水一潭秋，一片残荷一片愁。三更淡墨三更露。小窗灯影案头，文山史路通幽。长桥瘦，冷雨稠，梦里孤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