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明节的散文

关于清明节的散文

清明，我站在鲁迅墓前今年因提前去乡下扫墓，清明节就在上海度过。一早起来，天气不错，于是我决定去鲁迅公园看看鲁迅先生，这是我一个多年的愿望。以往去鲁迅公园大都会选在先生生日或忌日这天，正清明去鲁迅公园拜谒还是第一次。 初春时节，万物复甦，草木葱茏。鲁迅公园内呈现一派勃勃生机，绽放于枝头的各种花卉姹紫嫣红；墓前草坪葱翠欲滴，像铺在地上闪着丝光的天鹅绒地毯。今年是清明节定为法定节日的第一年，又逢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所以园内游人如织。或扶老携幼的一家数人，或三五成群的同学好友，趁着清明小长假外出踏青赏春，祭奠先人。因此，公园里的人流也比往常多了许多。公园右侧的鲁迅纪念馆是我照例每次都要进去的，一来是观看陈列，对一些珍稀的实物展品，特别平时在读书中遇到的疑点问题，我会在相关展品前驻足细看；二来在馆内的内山书店里买些喜欢的书籍，这里的书比较外面一般书店更专门，更全面，只要是有关鲁迅的书籍，无论是新近出版的还是以前出版的，大都不会让人失望。纪念馆以前是买票参观，如今是免费领票参观。但当我走进馆内拾台阶而上，发现展馆内参观的人很多，以致挤不到陈列柜前，只能隔着几排人在后面观看，这是我以往参观未曾遇见过的。狭小的书店也同样，里面已没有往日的清静，书柜前站满了挑书的人，我一般不习惯在这种环境气氛下购书，便匆匆离开纪念馆，信步来到先生墓前。先生的墓在公园的中央，苍松翠柏之间，鲁迅先生静静地躺在这里，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文豪鲁迅走完了他五十五年的人生历程，在大陆新村九号寓所溘然长逝。先生的遗体最初被安葬在上海西郊虹桥路的万国公墓，限于当时的各种因素，墓地十分简陋。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九月，鲁迅夫人许广平用重庆书店支付的鲁迅著作版税，亲自设计，改造扩建了原有的墓地。后在一九五六年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高规格安葬鲁迅先生，棺木由万国公墓迁到虹口公园内。墓的碑文最初由鲁迅年仅七岁的儿子海婴书写，到四七年由胞弟建人先生书写，这年重葬时由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直到如今，墓的照壁上，毛泽东手书“鲁迅先生之墓”六个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依然熠熠生辉，仿佛在无声地昭示着鲁迅精神永远不死。今天正逢清明，在鲁迅墓前，许多游人来到这里，向他毕恭毕敬地鞠躬致意，不少游人神情肃穆地献上鲜花。当我在墓前鞠躬致礼时，正好看到一位头发花白工人模样的老者从怀里掏出一包香烟，小心地将烟盒拆开，缓缓地抽出一支用火点上，连同整包香烟放在墓前石栏上，并一直站在旁边等到一支烟燃尽，然后深深三鞠躬，才悄然离开。我望着这位老者的背影，一股暖流流径我的胸腹，七十几年过去了，人们仍连他喜欢抽烟的生活细节都不曾忘却，以这种方式缅怀这位 “民族之魂”、“民族脊梁”。世殊事异，天翻地覆。当今社会，相比于鲁迅那个年代，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物质至上，人性浮躁，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投以怀疑甚至不屑的眼光，前段时间，有人还发出了“鲁迅是谁”的疑问，我想我今天看见的此情此景会让人心安气平，让人暖意阵阵。 墓的前面是鲁迅先生的塑像。塑像为铜制，高2.1米，碣黑色，先生端坐于藤椅上，左手执书，右手搁在椅子的扶手上，面容坚毅而又亲切，目光深邃，炯炯有神，无不体现出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不朽精神。塑像是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萧传玖先生的杰作，原作曾在全国美展上展出并获奖，后经放大被安放在虹口公园鲁迅䔌前，1961年又改成铜雕直至今天，现在已成为鲁迅公园的标志了。萧传玖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雕塑家，曾参与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萧教授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精深的艺术修养足以使这件雕塑作品被记载在新中国的美术史上。然而每当我站在这座雕象前，在由衷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的同时总有一丝小小的遗憾之情在心头滑过。综观整座雕象，鲁迅先生穿着夹袍，端坐在他兼作卧室的书房里的藤椅上，在书房，先生穿上一双单面胶鞋总让人有一种凉嗖嗖的感觉，看着看着会让人产生一种想让先生换双布鞋暖暖脚底的冲动。上海的冬天阴湿寒冷，这种胶鞋一般只在下雨天外出时才穿，在书房看书写作是不可能会有人穿这种既不吸潮又不保暖的鞋子的。鲁迅先生在上海定居的这最后十年身体原本不好，许夫人对其饮食起居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穿这种鞋子待在家里似乎更不可能。据我查到的有关资料，鲁迅先生在家更多的是穿托了橡胶底的帆布鞋。我看到与这座雕象坐姿、构图十分相似的鲁迅先生五十岁生日时友人为他拍的一张照片，也是长布袍子，也是藤椅，但脚上穿的是一双布鞋。我为此事专门去信请教于海婴先生，蒙海婴先生不弃，回信赐教于我：“父亲的橡胶鞋，是黑帆布面，上面有穿鞋带的两排六个孔。上海鲁迅纪念馆展出过。萧红所述是在家里穿的便鞋布鞋，橡胶鞋外出穿，因为毛毛雨沪地经常潮湿。” 海婴先先最后还说：“美术创作者有他们的随意性，要以照片为准。” 联想到先生手中拿着的一本硬面洋装书，想必是象征着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把先进的外来文化引进到国内一样，不难想象，在雕像创作时，作者对作品的每个细节都经过多方考证，反复推敲，况且是这样一件影响颇大的作品，在正式定稿前须经过多少专家，领导的审查，因此，这双胶鞋的落笔是不会带“随意性”的，是不会没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的。萧教授己离世四十年了，我们无从探究他的创作意图。但从一些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有过这双胶鞋的叙述，原来这双胶鞋是由陈嘉庚办的橡胶公司生产的，陈嘉庚是爱国华侨，买陈嘉庚生产的胶鞋就是爱国，因为爱国所以爱穿这双胶鞋。恐怕当年在创作这件雕塑的时候，这种逻辑的“惯性”起了作用，硬是让先生脱下了干燥和暖的布鞋，穿上了这双又硬又冷又湿又潮的“爱国”胶鞋。我不禁老想，如果连在买什么鞋子、穿什么鞋子这样的小事上，也硬要让先生作一番是不是爱国的思考，岂不更早把他累垮？由此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轰动一时的油画《我的父亲》，作者罗中立完成创作后，在经有关领导审查时被告知作品缺乏时代气息，于是乎，画中这位饱经风霜的“父亲”左耳上凭空多了一支圆珠笔，从此这件被公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中多了一道蛇足之笔。我一直认为，那支多余的圆珠笔与其说是加在那件作品中，还不如说是加在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那一段章节中。鲁迅脚上的这双胶鞋与“父亲”耳朵上的一支圆珠笔有没有相类似的经历，我不敢妄下结论。只是在清明节这天，我站在鲁迅墓前，说出了我多年积压在心头的郁闷。这些话，是说给长眠在此的鲁迅先生听，是说给热爱鲁迅的人们听，也是说给我自己听。